今天(15日)发布的2011年《社会蓝皮书》中,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部分评出了2010年度20件网络热点事件。其中,“腾讯与360互相攻击”成为2010年最受网民关注的事件,其次是“上海世博会”和“网络红人‘凤姐’”。 其他入选的事件有“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富士康员工跳楼”、“袁腾飞言论惹争议”、“北京查封‘天上人间’”、“郭德纲弟子打记者事件”、“唐骏‘学历门’”、“宜黄强拆自焚事件”、“方舟子遇袭”、“张悟本涉嫌虚假宣传”、“各地校园袭童案”、“安阳曹操墓真伪之辩”、“山西‘问题疫苗’”、“王家岭矿难救援”、“谷歌退出中国”、“唐福珍自焚”等。 报告认为,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论继续保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在网民数量持续攀升、权利意识不断提高、热点话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微博客等新兴网络平台发展迅猛,网络“意见领袖”发生分化,改变着传统的社会舆论格局。“网络问政”大潮初涌,政府和企业对网络舆论的应对和引导仍处于不断探索之中,经验、教训并存。 报告特别提出,2010年微博客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和突发事件当事人开始使用微博,微博话题也从日常琐事转向社会事件,逐渐发展成为介入公共事务的新媒体,成为网络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改变了传统网络舆论格局的力量对比。 无论是在重大事件、防灾救灾,还是公民权益、社会救助等各个领域,微博客都成为重要的信息发布载体之一,往往也对事件的发展起到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以下是引用片段:
2010年度20件网络热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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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上海频道12月15日电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度20件网络热点事件”刚刚火热出炉,“3Q之争”、上海世博会和网络红人“凤姐”占据了榜单的前三位置。
以下为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摘编。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舆论超强磁场。截至2010年6月30日,中国的网民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继续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甚至变成需要中央政府出手干预的公共事件。很多突发事件只要涉及官员、警察、城管、司法、央企、富人、下岗工人、小商贩、农民工、房价、物价等敏感因素,很容易引发铺天盖地的舆论声浪。在这种形势下,追踪研究网络舆情,有利于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和“痛点”,找到官民对话和互动的桥梁,找到为社会“活血化瘀”的疗法。
年度20件网络热点事件
近一年来,由于媒体报道和互联网的议论经常受到抑制,舆论似乎没有2009年“欺实马”事件、邓玉娇事件、“钓鱼执法”事件的力度大。但根据五大网络社区和新浪微博客的统计,一年来围绕热点事件的发帖数量依然有较大增长。
由于纳入了微博客,为了便于比较,此次统计的帖子包括了主帖和跟帖。在20大热点事件中,帖子超过5万条的热点事件有13项,其中发帖超过10万条的事件有7项,超过100万条的有2项(见表1)。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中国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
年度网络热点事件领域分布
1. 讲述小康生活的苦乐,草根民众相互取暖
互联网正在成为老百姓的“自媒体”(We Media),普通网友从传播媒介的“旁观者”转变为“当事人”,通过博客、微博客、BBS、音视频等自主发声的网络平台,讲述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感受。
带有市民消费色彩的上海世博会,借助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成为平民的网络狂欢。新浪网博客中有关“世博”的博文达87万篇。在百度视频搜索中,相关视频总量达19万个,而SOSO相关视频搜索多达67万个。网民甚至捧热一个另类的世博游客形象“小月月”,她举止粗俗却自我张扬,其娱乐性超过先前的一些网络名人,无论是否炒作,都属于网民对当今世俗生活情态的审视和调侃。
浙江宁波一个落魄街头的流浪汉,被摄影爱好者拍照传到网上,“忧郁眼神秒杀网友”,被戏称为“犀利哥”。网民“恶搞”出很多“犀利哥”嵌入好莱坞大片和歌星演唱会的PS图片。在网络亢奋背后,是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在互联网的撮合下,“犀利哥”与闻讯赶来的亲人相认,回到了离散11年的老家。
北京两名流浪歌手光着脊梁翻唱歌曲《春天里》的视频,引出“史上最干净的跟帖”,没有网上常见的愤世嫉俗和相互攻击,只有深深的感动。农村网友想起进城后满腹的委屈无处诉说,漂泊多年依然居无定所,生活在别人的城市,只有那未知的明天。而城市网友感叹:“他们辛勤地劳作,赚点微薄的工资;每个月的某一天都会到邮局排队,寄钱给家人,给小孩买文具、买衣服,养家糊口。自己在工地受伤也不敢告诉家人,真的很伟大!”湖南省委书记向大学生村官推荐这首《春天里》,要求他们“接地气”,感受社会底层“对梦想执著追求的生命力”。
网民在网上相濡以沫,相互取暖。天涯社区出了一个时光倒流的幻想帖《我要回到1997年了,真是舍不得你们》,寥寥数语,竟然引出3.1万条跟帖,277.3万人次访问,逝去的亲情、友情、事业特别是低价购房机会,让无数人“泪奔”。
2. 反映基层官民关系,在不满中寄予期待
2010年10月16日晚,河北大学校园内发生了一起车祸,肇事者李启铭系醉酒驾车,撞死撞伤各一名女生后逃逸,被拦下后嚣张地宣称“我爸是李刚”。李刚是事发地河北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只因这一句话,点燃了网民积郁的心火。猫扑网发起“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应者云集,一周内涌现出36万条造句,唐诗、宋词、流行歌曲乃至广告语,无一不被网友们改成“李刚版”。此事终于成为与2009年邓玉娇案相类似的群体泄愤事件。
2010年3月福建南平市发生的屠童惨案,迅速波及南平官场。南平市委书记在医院慰问受伤儿童时,一名中年妇女下跪喊冤而被工作人员架开带走,女书记表情淡定,引起网友不满。很快,一篇题为《福建公选出史上最年轻的县长——市委书记的儿子》的帖文在网上流传开来,推测共青团福州市委副书记27岁就被选为副处级干部,或与其母亲的背景有关。如果不是长期以来基层官民之间的隔阂和对峙情绪在发酵,网民不可能把对凶杀案的怒火忽然抛向官场,转向质疑官场的纯净。
对官民关系杀伤力最大的,是拆迁暴力和征地补偿问题,由于公权力过于强势,这类事件多发生流血冲突。过去的一年中,在四川,自唐福珍自焚后,又有峨眉山村民集体自焚。在河南,同样为征地问题,睢县乡长拘留农民,新郑市的镇党委副书记拘留农妇。在江苏,东海县拆迁户父子自焚,宿迁拆迁户杀人。在河北,邢台铲车碾压拆迁户。在广西,北海市白虎头村委会主任带队,村民集体抵抗政府低价强征土地。在辽宁,抚顺少年为征地问题杀死截访者;庄河市千名村民因征地补偿和村干部涉嫌腐败问题,到市政府大楼前集体下跪,请求市长接见。这类问题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已经成为官民关系的一个滴血的伤口,在一些地方甚至危及基层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而庄河市千名村民集体下跪,则很微妙地表露了人们对于政府的某种信任,期待政府能为他们主持公道。
3. 农民工新生代权利意识觉醒,同时亟须心理救助
在近一年的网络舆论中,劳资问题上升为官民矛盾之后占第二位经常引发冲突的焦点。与2009年通化钢铁公司原国企员工打死民营资本总经理不同,2010年的劳资纠纷和劳工权益事件的主体是农民工,准确地说,是“80后”和“90后”的“农二代”,他们比父辈有更强的权益保护意识。以他们为主体,2010年在沿海一些外资企业发起罢工,让媒体和网络惊呼中国廉价劳动力、低人权保障的经济模式面临拐点。
2010年连续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后,自发组织的“网友观察团”,潜入富士康做社会调查。有人抨击企业无良,但更多网民意识到,就员工薪酬和劳动强度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尽管时有员工自杀,仍有更多的农村青年在富士康门口排队希望被录用。网上一些“意见领袖”分析,富士康的悲剧更多源自农民工进城后的尴尬处境:工业化流水线上的“高密度生存”,割断了农村的亲缘,又看不到在城市安家的可能性,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亟须心理救助。
4. 社会不公状况加剧,草根暴力表达蔓延
目前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社会分配不公和机会不均等,网民对此有痛切的感受,就像最近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说的那样:“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俩一起出门,你买‘苹果4代’,我买4袋苹果。”网民对此最容易提出质疑。例如,山东新泰市被提拔的几名副局长和法院副院长,被质疑为凭借其特殊的干部家庭背景;温州市龙湾区被曝光曾经专场招录“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
在过去一年中急剧恶化的高房价,产生了最大的社会不公。一方面,是少数官员和富人占有多套住房,而普通民众面临的是北京“胶囊公寓”、深圳“箱居”、上海征婚帐篷、郑州“地下标间”,大学毕业生逃离北(京)、上(海)、广(州)等。房价重创新生代对人生、对社会的信心。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的被剥夺感,在过去一年也变得严重。
2010年,福建南平等地发生多起袭童案,暴力犯罪恶性蔓延,引起全社会的极大震惊。在人民网舆情频道的“在线访谈”中,有学者警告说,要防止“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中的绝望者可能沦为暴力群体”。温家宝在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表示:频频发生的杀童案,说明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而且日趋尖锐化;社会矛盾的深化和不公平问题的存在,是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源。这一谈话在网民中产生强烈共鸣。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四大商业门户网站不约而同地将其在首页头条挂了整整24小时。
5. 社会公信力下降,公民表达权、舆论监督成舆论敏感点
在一些突发事件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试图封堵新闻和舆论,或曲意辩解,往往会进一步激怒公众,使事态更加严重。南京市发生丙烯管道泄漏爆燃事故后,有官员在现场质问电视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哪个让你直播的?”当天,网友发布有关内容的微博近3000条,微博评论与转载15万条。很多网友把自己的QQ和MSN签名档改成了“哪个让你直播的”或“哪个让你上网的”。“直播门”的后果,就是公众对政府发布的死亡人数不信任,让政府为澄清流言、稳定人心付出了更大的心力。山西王家岭煤矿救援中,8天8夜后奇迹般地救出了115人。但对于井下实际被困人数到底是多少,获救者是否都来自井下,网上的小声嘀咕始终没有停歇。山西官方声称“尊重绝大多数遇难人员家属的意见”,对遇难人员名单不再公布,更让网民怀疑可能另有隐情。
某些企业也企图玩弄政治手段,隐瞒真相。紫金矿业污染汀江后,紫金矿业证券部总经理辩解说,未及时公布事故信息,是考虑到“维稳为重”,担心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金浩茶油被发现致癌物超标,湖南省质监部门负责人辩称,选择不公开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这样的诡辩应对,又激起了民众对官商勾结的不满。
专家公信力低落,也值得忧思。在山西等地发生的地震恐慌中,地震局专家一再被公众当做调侃对象。此外,宣称能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张悟本,自称能“辟谷”潜水的李道长,从公众追捧到四面楚歌,来得快去得也快。“打工皇帝”唐骏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历存疑引起连锁反应,百余位公众人物紧急修改网上的个人简历,上市公司甚至发布公告调低董事会成员的学位。
6. 不同地区的网络舆论具有不同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网络舆论的发达,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成正比。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越快,社会分工越是发达,利益群体越是分化,社会各阶层就越有可能借助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在过去一年中,沿海地区成为网络舆论热土。尤其是,涉及广东的网络舆论高居各省之首,其中负面的新闻也不少,比如广州“咆哮哥”。但广东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强劲和社会开放度最高的地区,也是“网络问政”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亲自给做批评报道的记者撑腰;广东警方开通微博客,“阿Sir”上网与网民及时沟通;广州市政府网上晒账本;深圳率先制定限制“裸官”的干部政策;东莞放弃给记者发放“专用采访证”的企图,改口表示“不会制定实施有违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审稿制度”。自上而下的宽松氛围,使民众有地方说话,政府学会倾听,“公民社会”得到发育成长。例如,番禺业主抵制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集体散步”和缓收场,业主上了街但没有闹事,政府也没有抓人,宣布“暂缓”该项目后将与居民“共同寻找相对合适的垃圾处理方式”。
但是,如果社会管理和执政理念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即使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负面舆论也会大量发生。近年来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部一些省份如湖北、河南、山西经常爆出一些惊动全国的突发事件。中部6省中,有4省进入突发事件多发省份前10名。中部地区的社会矛盾凸显,青年就业难,官民矛盾,警民矛盾,城管与商贩的矛盾,经常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湖北石首市一个普通厨师的坠楼,导致数万人上街要求调查发布真相;荆州英勇救人的大学生牺牲,却成为皮包打捞公司“挟尸要价”的筹码;河南栾川大桥垮塌死伤惨重,县委、县政府向上级市委、市政府发道歉信,却偏偏忽视了几十具冰冷的尸体和几十个破碎的家庭;山西的高温疫苗、地震恐慌,乃至矿难救援,一再暴露出政府公信力的低迷。这些基层乱象,提示中部地区在经济大踏步前进的同时,政府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技巧还严重滞后,并因此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热点地区。
网民价值取向和网络生态的新变化
1. 互联网成为网民的“吁天权”
如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新闻传媒本来就责无旁贷。一年来,《中国经济时报》、《财经》杂志、《南方都市报》等传统媒体在山西疫苗、北京安元鼎截访公司等报道中都有过不错的表现,但从总体来说,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似有弱化倾向。在这个背景下,只有基于开放平台的互联网,成为老百姓最便捷的表达利益诉求和赢取公众支持的通道。
江西宜黄的拆迁自焚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家三口面临政府强拆愤而自焚,并没能讨回公道。如果不是自焚者家属钟如九姐妹上访遇阻的情况在微博客上现场直播,引发舆论强烈关注,可能就不会有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双双问责。微博客的诉说,网民的“围观”,比自残更能震慑某些地方政府。面对一些基层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胡作非为,或者不作为,当事人上网爆料和网民上网表达与声援,属于一种良心拒绝和温和反抗,是理应受到宽容和尊重的“抵抗权”,甚至可以称作“吁天权”。当然,这样的“抵抗权”应在法律的框架内,以理性的精神行使。
2. 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凸显和立场分化
在一些突发事件中,网民习惯于打开网络“意见领袖”的博客,或追逐其微博客上的只言片语,从他们那里寻找诚恳的解读、深刻的剖析、犀利的批判。
“意见领袖”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作家、学者、艺术家,他们以深厚的文化功底观察和描绘社会,像现代艺术家艾未未简直把互联网作为行为艺术的一部分。第二类是传统媒体记者、编辑、评论员,他们在互联网上找到了短、平、快和无障碍地报道新闻、尖锐评说时事的方式,比在他们从业的媒体更具活力。这两类网友可归于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范畴。第三类是其他行业的业余观察家和自由撰稿人。他们差不多也是某个行业的专家,事业有成,只不过不属于传统的文化圈。这类网友中还有一个数量不多但很活跃的群体,就是维权律师。第四类是自由职业者,甚至无业游民。他们无恒产而有恒心,关心公益,同情弱者,疾恶如仇,勇于表达,也不惮在网下付诸行动——此时他们更像社会活动家。在福州三网民案中,到庭审现场外表达关注和抗议的近千名网友,多半属于这一类。这类网友的气质离知识分子很远,但在公共事务关怀这一点上与知识分子遥相呼应。
随着近年来社会矛盾有所加剧,“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有趣的是在2010年,网民中的“左翼”和“右翼”均发生双向流动。如何团结和借重其中理性的声音,抑制其中非理性的声音,孤立打击极少数真正的敌对分子,发展“网络统一战线”?如何摒弃网上“极左”和“极右”的思潮,恪守渐进而不激进的立场,凝聚“意见领袖”推进改革的基本共识?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付出更为诚挚和细腻的努力。
3. 商业利益渗透互联网
一些网民抱怨网上一些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的“网评员”频繁发帖,“稀释”了网络民意。其实,网上高倍“稀释”甚至伪造民意的,主要来自商业公关公司。他们的舆论运作技巧和推动力比“网评员”强大得多。
在网络时代,负面效应的炒作极易流行,也就是“以丑为美”,大爆隐私,迎合民众猎奇心理,从而达到出名的目的。2006年前,以芙蓉姐姐为代表的网络红人,幕后推手都是一种个人作坊式的经验模式,大多数商家并没有从中看到市场前景。最近几年,网络营销和网络公关从个体作坊式向公司化跃进。这个新近出现的“行业”既没有自律,也缺乏公共监管,表现出严重的“唯利益主义”现象,甚至为了赢利不惜制造大量低俗、恶俗的事件或话题,打法律和道德的擦边球。
网络营销和网络公关具备一定的隐秘性。它们在论坛中渗透自身的力量,通过收买热门论坛版主、管理员,让网络推手的帖子在众多帖文中脱颖而出,然后吸引传统媒体的报道。有些传统媒体在开设《网眼》一类栏目报道网络热点事件时,经常为网络推手甚至网络打手“背书”。传统媒体报道之后,网友进一步“确认”事件的真实性,于是扩大了事件的传播范围。需要指出,除了网络营销和网络公关公司,有一批网络打手只是在无意识中自发形成一股力量,因为网上失实、煽动性的描述正好迎合了网民一触即发的极端情绪。例如,最近发生的农夫果园砒霜门事件、霸王洗发水致癌事件、章光101事件等,都被指出疑似竞争对手在幕后操控网络打手实施的恶性攻击,对各企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给消费者和公众造成了恐惧感和心理混乱。网络打手这一群体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也让企业道德底线下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商家如果忽视了网络打手这个群体,缺少必要的预警机制,很可能陷入飞来横祸似的商业危机之中。
此外,为了消除在网络上的不良影响和负面形象,很多企业和官员面对负面信息的第一反应便是“删除”。因此,一些以网络删帖为营生的网络危机公关公司应运而生且大行其道。在广西韩峰“日记门”事件中,据检察机关调查,韩峰为了删除网上流传的香艳日记,曾向某商人索取现金15万元,交给相关人员作为“删帖费用”。删帖竟能提供商业机会,揭示出网络论坛管理规范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4. “网权”概念问世,虚拟空间权益同样受到关注
在现实社会中,网民以网络为主要平台维护其各项政治和社会权益的现象早已经为我们所熟悉。然而,2010年以来,网民维护其在网络虚拟世界中的“网络用户权利”的概念也被提起,并逐渐深入人心。维护“网络用户权利”,即“网权”。有学者在其微博上将“网权”总结为:用户有使用或停用任何网络应用的权利;用户有安全使用网络应用的权利;用户有以社群组织维权的权利;用户有作为网络公民(Netizenship)被尊重的权利;用户有利用网络应用声张自我的权利。
2010年,中国互联网中两家有影响的企业——腾讯和奇虎360之间出现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软件纷争。起初,网民多以旁观心态看待此事,但是,11月3日晚,腾讯通过全国IM弹窗形式,向网友宣布其刚刚做出的“艰难决定”:在360公司停止对QQ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腾讯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这一强迫用户进行“二选一”的决定,迅速把众多网民由观众转变为利益相关方,网民们对两款应用广泛的软件去留难以取舍,同时也悲愤难当。网民纷纷用“一个艰难的决定”造句,表达对“两个绑匪”绑架几亿网民、绑架公共生活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强烈不满。网民维护“网权”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成效,次日,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腾讯和奇虎360的争端逐渐降温。
2011年网络舆情展望
1. 微博客将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载体
预计在2011年,微博客的巨大作用将继续体现在对公共事件走势的深刻影响上。随着微博客用户数量的持续增长,如果这种舆论载体能解决其合法身份的问题(目前中国内地所有微博客均为测试版),无疑将在未来的网络舆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政府管理部门对于是否允许微博客的发展,以及给予多大言论空间,还在观望和思考。
2. 网络炒作和网络公关将产业化由于网络媒体的舆论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制造舆论影响力的成本越来越低,同时又属于法律的模糊地带,对网络打手的行为难以施加惩罚,所以网络炒作和网络公关将更加自觉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对于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来说,在市场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博弈规则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也要警惕利益相关方仅仅出于经济动机,以网络打手的形式对政府和官员实施恶意中伤。
3. 门户网站影响力迅速消退在大众麦克风时代,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多样化,门户网站传统的“编辑-发布-阅读”的模式,难以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虽然门户网站的新闻内容仍然是网民获取新闻最重要的方式,但舆论影响力将越来越小,在舆论引导上更是难有作为。换句话说就是:新闻获取在门户网站,展开讨论在互动社区。
4. 专业网站时事化,小众网站政治化
一些原本专业性很强的小众网站,也开始关注时事政治。如当年周正龙华南虎照事件,摄影小众网站“色影无忌”率先对陕西地方政府提出强烈质疑。豆瓣网本是以书评和影评为主的站点,但网友开始以时政话题建立讨论组。在一些娱乐、游戏类网站中,年轻网友激动声讨BT网站关停、韩寒《独唱团》出版不顺,以犀利影评见长的“时光网”被整顿。在“魔兽世界”等游戏论坛中,网游爱好者们在讨论游戏之余不忘议论政府文化管理政策的得失。对于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围绕游戏审批权“打架”,有玩家制作了著名的网络视频《网瘾战争》,对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导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大加挞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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