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思想中法治与人文秩序

   文化体现一个社会的成功。随着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在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上，越来越多的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当代西方学者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1993）关于文化在人类社会的地位有最明智的一句话：

    “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沉伦。”

    一、中国管理思想中的“法”与治理：法者，国之权衡也，治道具矣

    从西方管理思维的角度看，最初法治是组织运行的核心保证，特别是组织的制度体系，比如，严酷的奖惩制度是建立在经济人或工具人基础上施行的。

    中国历史人文管理思想有其独立思维形式。对于法的强制性法家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

    《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

    《慎子》说："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商君书》说："法者，国之权衡也"；"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

    《韩非子》进一步指出，法不单是行为的标准，更是纠正不当行为的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椎鍜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

    《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在法家眼中，赏罚是法的实施的必要和有效的工具，这个观点乃建基于法家的类似近代功利主义哲学的人性观。

    《管子》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弗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商君书》指出："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夫乐者，民之所务也"；"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人既然有这些共通的好恶，"故民可治也"，就是通过法定的赏罚来导引他们的行为。

    《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二、中国历史管理思想中“法”外“人文秩序”：“道”之所存，万法所在

    儒家的《中庸》提到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探讨的是一个秩序的场，这个秩序的场是根据大的规律，即“中道”加以分析的；《周礼》所说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个中道理均出于此。“中道”与“和合‘‘，均是保证组织与社会秩序运行的一种精神理念形成的合力，也就是整体的场。但是，我国古典哲学思维谈该问题是从人文社会的本体性出发研究其客观性。而西方早期实验主义心理学的探讨则是从人性的物理性出发研究该问题。

    东方管理治国理政观汲取了传统文化的和谐管理精髓，蕴含着和谐社会管理的现代理念。如儒家最重视的是人，提出“民为邦本”的人文思想，其实质就是强调“人民”对统治者、对社会的重要性。在儒家看来，政权的巩固、统治的稳定取决于民。统治者要听取民众的意见、体察民众的心态、解决民众的心愿。这种重视民与官之间关系的开明政治主张，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作为社会主体的每个组织，都必须新生人民群众的意愿，按照社会公众的要求开展公共关系活动，在确定策划、评估以及塑造形象等问题上，都要重视公众意向调查，倾听公众呼声，吸收公众合理的意见，而且尽量吸收公众参与，接受公众监督。[Ok3w_NextPage]

    中国儒家思想主张处理人际关系时，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遵循“和为贵”的人际交往原则。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强调通过合乎礼仪的行为方式去实现“人和”。

    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讲的就是凡事要讲礼制不要强加于人。处理上下关系时，“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处理外部关系时，“德而不孤，必有邻”、“远者悦，近者来”。

    孟子对“人和”作了发挥，提出著名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人和成为时、地、人中最重要的关系原则。之后，出现了许多“人和国安”、“和气生财”、“两和皆友，两斗为仇”等治国经商的名言，而且这些观念皆已深入人心。

    《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孔子《论语•顔渊》：“仁者，人也”。“仁者，爱人”。

    《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春秋•榖梁传》：“民者，君之本也”。

    《孟子•尽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离娄上》：“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

    《孟子•公孙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关尹子•三报》：“圣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

    宋•陆九渊《与陈书》：“民为邦本，诚有忧国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

    《元史•岳柱传》：“民为邦本，伤本以敛怨，亦非宰相福也

    “从现实性上来说，从文化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先于人、自我表现生命的存在上来说，它是人的价值的意识发生、建构的唯一本原”。

    “但是即使在人性个性存在以前，你的只有先天性，而先天性是可以教化的。在教化之前，人文价值意义的各种表现形式由于历史的沉淀已经在人文世界中存在，这种人文价值意义。所以，个人获得理解与教化的结果如何只有从这个本原出发，我们才能说明人的价值意识是如何发生、建构的，才能揭示人的现实存在及其本质”。

中国古典人文哲学强调人性的教化，从而影响人的行为，并由此治理群体关系。

    如，佛家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对“心”的论述：“……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

    可见，它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认知指对于事物的分辨、判断；情绪指人体自身的感受所产生的心理状态；思维指对于既得感受，包括对于自身情绪的感受所得资料的构建、运演、判别；意识是对思维、认知的体验：无明是对意识的体验，是意识的源泉，相当于无意识；心的本体是对于无明的体验。

    三、西方当代“人本回归”管理思潮启动：人性本源，历史的回归

    西方管理学与经济学一样，在对人性进行分析时，对人的理性的界定是其分析的核心。所以，西方管理学将理性分为效用理性与功利理性两种类型。“效用理性一直影响西方微观经济发展，体现为物质消费的心理效用满足，是一种享乐或欢乐最大化的表现，是一种主观效用”；而功利分析建立在人的精神追求基础上，是一种人对精神成就追求的分析方法。表现为人的需求层次的提高。比如，西方精神分析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阿德勒（A•Adler，1870-1937）、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以及马斯洛（Abraham H.Maslow1908-1970），的功利主义理论远比“享乐主义”要现实得多。[Ok3w_NextPage]

    Y理论以麦克米兰（Mc Millan，1966）1966年在他的《促使取得成就的事物》一书中提出了成就需要理论。他认为人有三类基本激励需要：对权利的需要，对社会交往的需要以及对成就的需要。

    享乐主义效用追求并不能体现现实人的心理全过程。人具有社会关系追求及更高层次的成就及自我实现追求的特点，也就是具有功利性的精神追求。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以及马斯洛与麦克米兰这些人物的观点都对传统人性假设的突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斯皮尔曼、吉尔福特、塞斯登等人将行为与团体动力、素质因素、原始因素等结合研究人的行为。比如，斯皮尔曼将行为之与智力研究相结合，从而于1904年提出智力结构的“二因素说”，即‘G’因素（一般因素）和‘S’因素（特殊因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皮尔曼的名字几乎成了‘G’因素或‘S因素’的代名词。

    上世纪80-90年代形成了非理性管理思潮，以威廉大内(William G.Ouchi).著《Z理论》；(美)埃德加沙因（Edgar H.Schein）著；《组织文化与领导》；萨维奇的《非理性思潮》；圣吉（Peter M.Senge）《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等为代表，启动了西方管理新思潮阶段人本分析的复兴。

    这一趋势中，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西方的组织文化理论及非理性思潮的人本化回归的形成，源于美国学者对日本案例的研究，其里程碑性的著作为大内的《日本的管理艺术——美国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企业文化来源于日本的研究，但是——其根在中国。这种人本回归思潮中，管理学的未来方向应该如何呢？中国人又应该具有怎样的使命感？！

    四、东西方未来的管理：历史的使命，是这样的轮回

    中国人文哲学中的行为管理思想具有很大的地位，它与西方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管理比较历史更为悠久。

    针对于西方管理思想流派来说，中国人文哲学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历千百年来的荡涤和演进，逐步形成、人本民本、群体本位、家庭中心、伦理结构、行为倾向、社会秩序、人情关系、社会秩序及行为规则特征上的基本特征。与这些文化特征相适应，历史逐渐演变与形成了中国关于国家社稷、组织、家庭及个人之间的治理与激励形态。整个社会基于这种文化布局也编织出具有东方儒家特征的以亲缘、地缘、商缘、文缘和神缘的“五缘”文化网络结构，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中发挥着协调局部、统筹整体的功能。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文化具有很多深刻的人文哲学传统及优秀的文化内涵。

    相比较当代的管理思想与理论，我们深刻反思，确实存在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思想精髓。东西方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仅自然科学同时社会人文科学都给我们留下丰富可借鉴的精神财富。